《儒林外史》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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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读后感 篇1

《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任用诙谐幽默而又笔触尖锐的文字描述元末明初的一段考场官一场趣事。故事的主人公多为民间士林人士。通过对许多民间正直儒士的倾赞和对腐朽政客的鞭棘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改变如此灰暗世界的期望。小说开篇描写了浙江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年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他从小替一人放牛，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他不愿意接交朋友，更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的职务，他也不接受，心甘情愿的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本书还揭露科举制度培养了一批庸才及贪一官污吏。如像进士王惠那样，他被任命为南昌知府后，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去询问当地的治安如何，也不是去询问百姓的生活，更不是去询问案件的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

本书不仅揭露科举制度使人堕一落，更批判了科举制度是封建礼教帮凶。如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年年科举，屡试不中，但他却刻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却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伤心。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书中还列举了“范进中举”的事例：明朝老童生范进科举考试屡试不中，直到54岁才考中秀才，后又考取进士。范进中举之前在家里倍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当范进一家正在为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而发愁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上被找了回来，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这场疯病。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竟一命归了西天。胡屠户也一反常态，一卷《儒林外史》，道尽了百年士林的风云雨雪，辛酸苦叹。

《儒林外史》读后感 篇2

《儒林外史》实际上就是一本历史书，通过描写科举制度下士人的生活，从而塑造了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讽刺了吃人的封建科举制和封建礼教，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现实，在现在看来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中主要描写了范进、周进、鲍文卿、杨允、杜少卿等人，这些人物有的是正面的例子，例如具有君子之风的鲍文卿、淡泊名利的隐士杜少卿等;有的则是反面教材，例如为了功名而疯癫的范进、把科举当成救命稻草的周进。作者通过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落后，充满对深受封建礼教荼毒的读书人的同情。

确实，科举制度在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的出现使得官员的选举和任用更加公平，为国家的建设带来了大批有实干才能的读书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随着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发展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需要了，也就是说，科举制度落伍了。而且再加上当时的朝廷为控制士人的思想言论而实行的诸如八股文之类的政策，更使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前进。思想受到了限制，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加强，更容易导致个人的独裁;皇帝一个人独裁，就容易造成统治的腐败;统治的腐败就会导致整个国家的混乱：小人趁机牟利，野心者纷纷伺机谋权;正直清廉的人受到诬陷，贪赃枉法之徒逍遥法外……《儒林外史》这本书描绘的就是这个时代背景下封建社会的面貌。

作者在书中鲜明表达了自己反对、厌恶、蔑视封建传统礼教的观点，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生动地写出封建礼教对读书人的毒害，反映了封建礼教之罪大恶极。比如：考取一辈子功名却也只是童生的周进，六十多岁了竟然对资助他考功名的人称为再生父母!还有深知人命最宝贵的王玉辉竟鼓励自己的三女儿去为她死去的丈夫殉葬!但在女儿殉夫后，他又心中不舍，为良知所左右，大哭一场，从此精神陷于分裂，落入了痛苦的深渊。通过对这些人复杂心理的生动描述，深入骨髓的鞭挞传统儒家思想、孔孟思想、程朱理学等对士人心灵的戕害。

当然了，除了描写士人，作者还把高人隐士、医卜星象、娼妓狎客、吏役里胥等三教九流之人物推上舞台，通过刻画描写他们的言行、面貌等，从而展示了一副社会风俗画，更是说明了深受封建礼教荼毒的不仅仅是读书人，更多的是这些平头百姓。

纵观全书，《儒林外史》对封建社会的吃人礼教等的描述，不仅在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现在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它启发我们究竟怎样才能让国家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发展、百姓生活更加幸福。

《儒林外史》读后感 篇3

我只想说一句话：“讽刺的痛快！”

是的，我相信，这是对《儒林外史》最正确的评价。作为中国讽刺小说史上的杰出之作，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且给予世人一个警示，如商伟所言：“儒家言述不可靠。”

这本书中人物的经历多取自于作者吴敬梓的人阅历。所以人物栩栩如生，仿佛一个个都在眼前晃动。

可这些人大多都是被吴先生“内涵”的“学问出众”的“举人老爷”们。

在这些人中，被刻画得最为生动的，我首推范进，他本是一个穷到连衣服破了也打不起补丁的穷童生，邻居们对他爱搭不理，天天拿他当猴耍，说他读书中了邪，丈人胡屠户对他又打又骂，当范进想去乡试，找他借盘缠，却一文不借；乡中的士人见他躲得远远的。可当他中了举后，人们对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平时厌恶他的邻居对他敬重无比，甚至来奉承他；丈人对他点头哈腰，一口一个“贤婿老爷”；乡中的士们一个接着一个的来贺喜。送钱、田地、房屋的不胜其数。范进成功转为一名士人，他的经历，几乎都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草根”逆袭的励志故事。

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这是从暗处、细节来“内涵”范进这样的士人。当他听到自己中举，过度兴奋——疯了，对他的疯态描写十分细致，又将他被丈人打醒，十分害怕的形象做了生动的描写，体现了他的可笑。在打秋风的饭局上，他坚持用白筷子，让别人误以为他是个大孝子，可他又大吃大喝，体现了他的`没心没肺，与他中举前的对老母的敬爱作了对比。

范进中举后的现象，全面的揭示了当时人们对功名的疯狂追求。尽管科举制度已成历史，但它的亡灵——功名，仍在国人心中久久不去，中考和高考分数公布时，在看它的那一刻，竟会有古人看榜时的兴奋和不安，正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了”，考得好的，意气风发，笑呵呵地听着亲朋的祝贺，可能还会摆上几桌，美其名曰“升学宴”，无非就是把盏言欢。考砸了的，垂头丧气，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受着父母的数落，甚至会要闹着上吊跳楼。

这样看来，现今的教育与科举没什么区别了。其实不然，区别大了，现今的教育注重多重领域，多方面发展。而科举仅仅注重那又长又腐臭的八股文。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之快和古代华夏对于科学一筹莫展的原因。

这也很像范进中举前后。中举前，积极参考，有一次考一次，中举后却消极落后。

希望我们能和范进中举前一样，面对别人的否定、奚落甚至侮辱时，坚守自己的初心，几十年如一日，奋发图强；希望我们能和范进中举后不一样，成功时不得意忘形，达到目标后不要迷失自我，有家人朋友和我们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也希望我们不要像范进身边的邻居、屠夫和老丈人一样，在别人穷困潦倒时，能给予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至少不要落井下石，在别人飞黄腾达时，我们不要逢迎谄媚，只需要送上自己真心的祝福。

《儒林外史》读后感 篇4

《儒林外史》所写主要是作者所处清初至清中叶“儒林”的生活，其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换言之，《儒林外史》首先是一部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其次才是为“世人”矫俗的“讽刺之书”。

作为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儒林外史》首重“名流”，中标“明贤”，末述“四客”，塑造了众多古代优秀读书人的形象。内文借写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是辞征辟的，虽为征君而辞爵自乐和因贫而任的贤着典型，加以迟衡山、武书、虞华轩等一班正人，构成了《外史》所写“儒林的”中坚。这些人物形象都被寄托了作者的人格思想，那就是在“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的恶浊风俗之下，为天下所难为，保持一种如王冕那样不为物役，不为俗累的“嶔崎磊落”的人格。

然而作者又深知“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特别是当世风如江河日下之际，“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落得只有“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而这四奇人“既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大概也是作者晚年“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时心境的'写照，也是全书于世风日下无可奈何之际“礼失而求野”的象征，其中便有了悲慨的意味。

《儒林外史》以“文行出处”论人，却不以“文”和“出处”的形迹为重，而是以做人的根本——“行”，也既是“德行”为首要标准。由此可见，《儒林外史》品评人物的标准并不是在是否科举，也不在要不要“功名富贵”，而是无论如何，总要讲求“文行出处”。尤其“德行是要紧的”。换而言之，“文行出处”尤其“德行”是全书正真关注的中心。前人所谓“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和“批评明朝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宗旨”等看法，皆就其否定的方面立论，殊不知作者立意正大，恰是由一位“匡”太公道出，既“道行是要紧的”。

而这就容易使人误会其主旨在否定“功名富贵”，其实不然。《儒林外史》反对的，只是“世人一见了功名富贵，便舍着性命去求他”。所以《儒林外史》并无教人一定不科举，不征辟，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的意思。它只是把“功名富贵”与“性命”相对比，把科举做官等“荣身之路”于“文行出处”相对比。强调“性命”即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主张把讲求“文行出处”，尤其是“德行”，作为“人生立命”的根本，时行时止，而决不为“功名富贵”和科举、征辟等所奴化、异化，成为“没品行”的人。作者也深知这是社会心理养成即人的教育问题，责任首在朝廷;又以为求治之道，首在复兴“礼乐”。而无奈自己力薄无法改变，只好借写书聊表慰藉。